文｜拾离枫

编辑｜旧闻档案

前言

在中国，每年至少有30万病人因器官衰竭需要移植，其中仅有1万多人有机会获得所需移植的器官，而需要角膜移植的患者则有300万人之众，同时医学院教学所需的遗体缺口也相当巨大。

与之对立的是，愿意捐献自己遗体的志愿者却寥寥无几，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破坏遗体是十分忌讳的行为；

正是这种巨大的需求，催生出了一个全新的职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个角色，没有薪酬，没有编制，也没有荣誉，甚至没有明确的单位，是一种纯粹的公益行为；

今天要介绍的主人公高敏便是其中的一位，看完本文之后相信你会对人体捐献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从事协调员的艰苦

高敏是来自山东的60后，20世纪90年代来到深圳帮妹妹照看孩子，后来全职做了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没有收入，一直居住在妹妹家，由妹妹提供一些生活开支。

2007年，高敏以志愿者的身份开始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她依旧没有任何收入，生活过得非常简朴。

妹妹家是单位分配的宿舍，面积很小，没有多余的空间，高敏只得住在客厅。

虽然环境窘迫，但她十分知足，住在客厅方便她学习、看书，累了直接躺下就能睡，另外晚上接到电话出门也不会吵到家人。

“一般就是发短信，不敢打电话，打电话太贵了，还是尽量节省一点，不是自己挣的钱。”

“牛仔裤原先19.8,一条，涨价到69.8，我一次买了6条，一年穿坏两条，还舍不得扔。”

“馒头一次买上10个，可以吃好几天。”

不计红十字会免费提供的上衣，其余的馒头、电话费、公交车费，一双运动鞋，一年穿两条牛仔裤，是她个人日常所有的开支。

除了这身一年四季一成不变的穿着，她每天工作的装备还有一个背包和一提用塑料袋装满的文件，总重量超过40斤。

“都是我们志愿者的一些资料，有时候他们的病情特别危重，可能不久人世，如果资料放到办公室，还要归档，临时再去拿就很不方便，有时候门是锁着的，可能还会拿不到。”

为确保器官的“新鲜”度，捐献者心脏停跳后的每分每秒都很关键，她必须要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做遗体交接，因此不得不将这些资料随身携带。

带着这些重量，她日日四处奔波，几乎走遍了深圳这座大城的每一个角落，一年到头从未休息，工作忙碌又劳累，可对她来说真正累的是心。

每告别一位捐献者，她的内心就会崩溃一次。

为了排解心中的苦痛，她会利用乘车赶路的时间看看沿途风景，常常会想入非非，将一切都幻想得特别美好。

除此之外，血站也是她减压卸负的宝地，在这里她可以把所有悲伤痛苦的情绪慢慢化解，因为她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

从1997年起，她每个月都要到血站无偿献血2次，截至2018年她已经献血300多回，总计献血量高达100000多毫升。

在大家眼中，她是一位铁打的超人。

人体器官捐献的意义

2018年4月5日，85岁的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朱文忠先生在深圳市人民医院病逝，接到消息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立即赶到医院。

朱文忠先生捐献的是角膜和遗体，角膜必须要在人体逝世六个小时内摘取移植，由于家属没有办理离院手续，高敏在护士的陪同下急忙赶到医院结算中心给朱文忠办理死亡证明。

手续办理齐全后，高敏在最短时间内将遗体送到眼科医院进行了角膜摘取手术，很快逝者捐赠的眼角膜就被送往手术室，不出意外又有一个眼疾患者将会重见光明。

眼角膜摘取过后，朱文忠先生的遗体作为教学研究，被运送至深圳大学医学院。

“这个病人角膜营养不良，严重得就跟磨砂玻璃一样，完全是不透明的，治疗这种病变的唯一办法就是做角膜移植。”

深圳爱尔眼科医生姚晓明称大量的病人都在等待角膜，因为角膜稀缺，许多人在等待当中失去了最佳治疗时期，甚至会丧失眼球，有可能还会引起化脓性的脑膜炎而丧失生命。

和别的器官不同，一个角膜可以移植给多名眼疾患者，只要移植了它，双眼就可以重见光明，甚至可以挽回生命。

一片又薄又小的角膜，形态像隐形眼镜一样，却是千金难求的人体器官。

因遗体捐献结缘

95岁老人黄赞，在美国生活多年后，同老伴回到深圳定居，机缘巧合下认识了高敏，不久便成为了遗体捐献志愿者。

“保守地在想，怎么能让父母这样，最起码也要有个全尸。”

一开始黄老的儿子并不赞成父母成为这样的志愿者，但在看到高敏等人的举动后，他渐渐改变了原先的看法。

2011年，黄老的老伴去世，遗体捐给了医学院，儿子因事业的缘故定居在美国，只得留他一人在深圳独居，因此高敏时常会上门看望他。

除高敏以外，还有深圳一家大型企业的负责人田康义，以及深圳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和大学生们，都在她的带动下成为了黄老家的常客，这让黄老成为了许多人的黄爷爷。

“不但人来，还会带很多东西来，人来我就已经很满足了，什么都不用带。”

每一次上门，黄老都会劝他们不要再带礼品，可他们回回都是手提大包小包地来。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他们与黄老的关系变得如同家人一样亲近，有了这么多人陪伴，黄老的晚年生活比儿子想象中的要充实幸福得多；

不仅如此，在母亲重病期间，他们也都不辞辛劳地帮忙照顾，离世后又尽心尽力地为她处理后事，让作为儿子的他十分感动；

“社会上能有他们这样的人，实在是很难得。”

无语体师

抛开这一层面，从医学角度上来看，如果没有解剖学，就没有医学，而解剖学又是现代医学的基础，遗体又是解剖学的基础。

在医学院，遗体被师生们尊称为无语体师。

深圳大学医学院解剖学副教授王军表示，所有的医学院学生都必须对无语体师抱有感激之情，因为他们的成长离不开所有捐献者的贡献。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黄老的儿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遗体捐献，不仅能挽救他人性命，也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贡献，走得光荣体面，还能给家属减轻负担，让家属从分离的悲痛中感受到温暖……

更重要的是，父母都心甘情愿，作为儿子的他又有什么理由不同意？

协调员用行动打动了每一位志愿者，让他们做一个“死了却还活着”的人，也引领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器官、遗体捐献志愿者行列。

一位来自台湾的青年陈东森，在深圳工作多年，是一个名叫“童乐”的跑团成员，而这个跑团是无偿献血的倡议团。

本就有奉献精神的他，在得知高敏的事迹后，联系上了高敏，希望能成为器官、遗体捐献志愿者。

签署器官遗体捐献志愿书当天，是他第100次无偿献血。

“我的观念就是，两岸同胞血浓于水，无论在哪里捐都是救助病患，挽救生命。”

结束给陈东森办理的签署手续后，已经是中午，高敏来不及吃午饭，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附近的市第二人民医院，去看看住院的一位捐献志愿者苏先生。

苏先生的身体状况已达癌症晚期，虽然没有了生的希望，但高敏从未将他看做将死之人，总是像对待正常人那样同他聊天说笑，以缓解他的痛苦。

在苏先生和苏太太看来，高敏身上有的不只是对他们的体贴关怀，还有那令人感动的奉献精神。

“她为整个深圳做了许多的事情，是个非常值得钦佩的人。”

为此，夫妻二人一同商量签署了器官遗体捐献志愿书，希望自己百年以后也能为这个社会做一些贡献。

除了贡献精神，部分家属为了让亲人以另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上，也替逝者选择了捐献器官。

“希望儿子在另一个世界也能做一个坚强的人，他的器官移植到别人身上，就永远活在家人心中，并不是真正的死亡。”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一位名叫彭兆佳的男性患者离世，年仅30岁，原本打算在年后结婚，却不幸遭到意外身亡。

失去他让父母感到十分痛心，因为不舍他的离去，父母选择把他的生命寄托在他人的身体里延续下去，于是联系上了高敏。

双方迅速办理完捐献手续后，逝者的遗体将从ICU被转到手术室进行器官摘取。

进手术室前，父母趴在床边痛心地哭着向他解释，“儿子，对不起，爸妈只能用这种方式让你活着！”

在进行器官摘取手术前，高敏带领着手术室内的所有医务人员向捐献者致敬、默哀。

“深圳红十字会，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以及未来因为彭兆佳先生的无私奉献重获新生和重见光明的人们，一起向彭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谢彭兆佳，现在默哀！”

手术结束后，急需的器官被紧急送往各个医院，而捐献者的遗体也在亲属的陪同下送上灵车。

“向所有的亲人表示崇高的敬意，请节哀顺变，谢谢！”

再次郑重地向逝者鞠躬告别后，高敏拥抱逝者的每一位家属，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慰问。

送走逝者家属，高敏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赶上末班公交车回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因为许多病重的捐献者随时有可能离世，亦或是其他患者在临终前临时有意捐献器官、遗体，以致高敏的工作需要24小时待命。

回到家，她才睡下没多久，电话就响了起来。

东莞市人民医院一名女孩小赖去世，在病危时决定捐献器官、遗体，其家属便通过院方联系到了高敏。

匆匆带上装备，她冒着黑夜赶出门。

由于救护车司机已经下班，她只好联系王军到医学院门口碰头，由他来驾驶救护车前往东莞。

除了深圳大学医学院解剖学副教授的身份，王军也是医学院创始人之一，于2008年与高敏认识，此后高敏所协调捐献的遗体就运送到了深圳大学医学院。

两人常常一起工作，他甚至还开过自己的车运送遗体。

凌晨2点，他们到达医院，办完交接手续后，高敏进入病房为小赖擦洗身体，把亲属为她准备好的衣服换上，给她打扮得整洁漂亮，再与家属一同向她鞠躬告别。

凌晨4点，小赖的遗体被送入医学院，是高敏成功协调的第358位教学研究使用的“无语体师”。

王军称经过数据统计，捐献到医学院的400多具遗体里，有95%都由高敏协调完成，“这种贡献可以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自2007年到2018年，高敏共协调了近200例器官捐献，300多例遗体的捐献。

但在高敏心里，最大的心愿不是有多少志愿者能够成功捐献器官、遗体，而是希望他们都可以好好活着。

因为对于她来说每一位捐献志愿者都是她的亲人朋友，当他们去世后她就如同失去亲人一样饱受分离的痛苦。

王军表示与高敏共事多年，目睹了无数次她向逝者及家属鞠躬和拥抱的画面，每一次都能感受她最真挚的情感，这足以体现她是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份职业。

可这份职业，在众人眼里就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

链接爱的桥梁

“没日没夜地忙，协调的整个过程会面临各种障碍，还要经历生死之交、心灵磨难，虽然没什么福利，但她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几乎没有人能做到像她这样的。”

从事协调员十多年，高敏在工作上遭遇了无数困难，例如一张迟迟开不下来的死亡证明，或是医院担心引发医患纠纷，不愿配合移植，甚至是亲属的一句话发生临时反悔捐献等，但她从未想过要放弃，凭着执着的信念咬牙挺了过来。

在为数不多的协调员中，仅有高敏一人坚持了下来，可究竟又是什么激励着她对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尽心尽力地执着这么多年？

2005年，湖北一个名叫金省的女孩不幸车祸去世，家属联系到深圳市红十字会，提出要捐献器官。

当时还只是一个普通志愿者的高敏，接到了这通电话。

父母表示女孩只有18岁，能歌善舞、多才多艺，不想就这么白白地让女儿从世间离去。

当年器官移植案例非常少，高敏打了许多电话后，联系到了湖北一家医院，最终完成了女孩的器官移植手术，捐献的器官挽救了很多人。

“一个生命走了，但是救活了三个人，让四个眼疾患者重见光明，等于帮助了七个人，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特别地震撼，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要大做特做。”

这一次的经历给了高敏很大的感触，让她感受到人体器官捐献的意义所在，认为这种挽救生命、造福人民，为医疗事业贡献力量的伟大精神值得去倡导，也是国家社会及其需要的。

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链接捐献者和受体者的重要桥梁，只有这个桥梁搭起来，医生才有机会为捐献者实现他的捐献，让光明和生命延续下去。

由此，高敏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道。

“器官捐献也好，遗体捐献也好，如果没有高敏这样的角色，我们中国的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可能会停滞不前，因为这样的职业几乎没有人会去做，所以这是非常光荣伟大的行业。”

前期的宣传动员，之后长期关怀捐献志愿者，在志愿者去世的时候协调处理遗体捐献，最后运送到医学院，器官移植到需要的病患体内，最后还要帮助捐献者家属进行悼念活动，以及医学院使用完的遗体安葬等一系列事宜。

清明节期间，深圳市举行了树葬、海葬的活动，医学院也在这个时候将使用完的遗体火化后进行树葬、海葬。

这一天，高敏带着一帮医学院的学生们陪同志愿者家属全程参加了活动。

在深圳吉田墓园，有一颗枝繁叶茂的大树，被命名为光明树，下面安葬了超过300位眼角膜捐献志愿者的骨灰。

殡管所主任潘争艳表示这是吉田最好的一块墓地，之所以用于这些值得尊敬的捐献者们安葬，是因为无论是从医学教育，还是对生命教育，亦或是对殡葬习俗的改观，都起到很大的引领作用。

另外一部分逝者的家属选择了海葬，到达指定海域后，家属默念着对逝者的寄语，将混合着花瓣的骨灰撒向大海。

在回程的船上，高敏带着医学院的学生们又一次对捐献志愿者家属表示最真诚的敬意，许多家属也带着同样的感激之情起身回礼，都被她慌忙阻止。

在她看来，他们再苦再累，也抵不过捐献者为国为民所做的无私付出。

竭尽全力地协助家属办妥逝者的一切大小身后事，并始终保持着对逝者与家属最崇高的敬意，让高敏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和信任。

“他们都在激励我说，小高，你一定要好好地做，我的身后事交给你，你一定要帮我完成。”

由此，她也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我还有很多的任务没有完成，就算再苦再累，我也不会轻言放弃！”

著名诗人臧克家说过：有些人活着，他自己死了，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

对于每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来说，虽然他们已经离去，但把生的希望留给了许多的人，让他们的爱长存世间，永远活在了世人心中。

而高敏穿行在生与死之间，是传递爱和生命的使者，她也同样应该被千千万万的人记住。

向所有器官遗体捐献志愿者以及他们的家属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同时也感谢高敏和这些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伟大，因为传递而伟大。

献志愿者以及他们的家属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同时也感谢高敏和这些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伟大，因为传递而伟大。